引  言

广纳群言，倾听幕僚的意见
认真对待反对者的声音
传承事业，瞩意光大门庭之人
广纳群言，倾听幕僚的意见

多年来，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、筹办粮饷、办理文案、处理军务、办理善后、兴办军工科技等等，真是出尽了力，效尽了劳。可以说，曾国藩每走一步，每做二事，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。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，他之所以获得成功，并非靠他一人之力，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，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，曾把战争比为狩猎，以猎人喻张良，以猎犬喻诸将，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，诸将为之悦服。而在安庆、江宁两役中，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，尤有筹饷之劳，可谓功兼张（良）、萧（何）。自咸丰十年(1860)六月至同治三年(1864)六月，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1600多万两。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。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，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，何成功之有？曾国藩所谓“论功在前敌猛将之后”，绝非夸大之词，至于曾国藩刊行《王船山遗书》和《几何原本》等重要书籍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、兴办军事工业等，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。否则，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。
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，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。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，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，以供其采择。幕僚们的这些意见，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，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。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，设立水师，湘军从此名闻天下，也受到清廷的重视，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。咸丰四年(1854)太平军围困长沙，官绅求救，全赖湘军。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，事关存亡之大。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，又在官署设建议箱，请幕僚出谋划策。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、李元度的意见，遂有湘潭大捷。咸丰十年(1860)秋，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，英法联军进逼北京，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。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：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，万难辞推；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，兵力骤减，与太平军难以对峙，多年经营毁于一旦。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，最后采纳李鸿章“按兵请旨，且无稍动”的策略，度过了一次大危机。不久，下安庆、围天京，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。那些闻旨而动的“勤王军”，劳民伤财，贻笑天下。其他如采纳容闳的意见，设“制器之器”，派留学生出国，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。等等，类似事例，不胜枚举。可以说，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。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，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。他说与左宗棠共事，“则以其气概识略过人，故思与之偕，以辅吾之不逮。”他还劝曾国荃“早早提拔”下属，再三叮嘱：“办大事者，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。满意之选不可得，姑节取其次，以待徐徐教育可也。”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，物议也多，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。
与此相反，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，而遭致失败或物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。如天津教案的处理，大多数幕僚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，直接对曾国藩提出尖锐批评，态度坚决，但曾国藩一意孤行，杀害无辜百姓以取悦洋人。其结果，“责问之书日数至”，全国一片声讨声， 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的徽号代替了“钟鼎世勋”，京师湖南同乡，将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 “官爵匾额”砸毁在地，“积年清望几乎扫地以尽”。曾国藩晚年对未听幕僚劝阻颇为后悔，“深用自疚”，“引为渐怍”。他在给曾国荃和曾国潢的信中说：“天津之案物议沸腾，以后大事小事，部中皆有意吹求，微言讽刺”，“心绪不免悒悒”，回到江宁仅一年多即死去。
总体而言，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，鼓励幕僚直言敢谏，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。有人评论说：曾国藩“以儒臣督师，芟夷蕴崇，削平大难，蔚成中兴之业，固由公之英文钜武，蕴积使然，亦由幕府多才，集众思广众益也。”
 
【自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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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对待反对者的意见


 
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，精力较好，对幕僚依赖也较少，“遇陈奏紧要之件，每好亲为草稿，或大加削改。”直到同治四、五年间，虽然“精力日减，目光逾退”，但仍“沿此旧习”。但到了晚年，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，目疾加剧，“看文写字深以为苦”，不仅公文令人代拟，文章亦令人代作，有时甚至“除家书外，他处无一亲笔”，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，但“其最要者，犹不假人”。咸丰五、六年间，由于“幕府乏好帮手，凡奏折、书信、批禀均须亲手为之”，“拂乱之余，百务俱废，接人应事恒多怠慢，公牍私书或未酬答。坐是与时乖舛，动多龃龉。”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，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，仍在感叹“此间现无幕友，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，颇以办保案为苦。”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，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。因为要拟好奏、咨、函、札，不仅需要学识渊博，文学优长，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，懂得公文程式。有些人，例如刘瀚清，虽然“学问淹博，文笔亦雅，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。”这就很难得心应手。因此，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人才济济，好手如林，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，谓“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，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，即善书者亦不易得。”因为人员经常流动，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(主要是调动和保举升迁)，得之甚难，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，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、张树声也都曾为他拟过奏稿。
曾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人员大约有上百人，有名可稽者只是其中较有地位、名气的那部分，而那些仅任抄写、收发、保管等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人则未留下姓名。在曾国藩上百人的庞大秘书班底里，赵烈文是个十分特别的人物，他随侍曾国藩终生，两人私交甚密，无话不谈，可说是曾国藩的心腹。而他第一次入曾国藩幕府，却因直言湘军“暮气”，两人不欢而散。
赵烈文系江苏阳湖人，字惠甫，又字能静。出身于官宦家庭，其父赵仁基，官至湖北按察使，母亲方氏。赵烈文乃次子，少年时代不乐习考试举业，因而三应乡试都不中，于是绝意仕途，一心钻研学问，博览群书，留心时事。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，以有才名闻乡里。
咸丰五年(1855)底，曾国藩坐困南昌，随行的幕僚大多星走云散，离他而去。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他的好友赵烈文。曾国藩四顾茫茫，便下聘金百两，修书一封，请赵入幕。此时赵烈文正赋闲在家，得书后欣然上路，于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。
六年正月，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，本想借以显示湘军军威，令其折服。不料赵烈文回到南康大营时却对曾国藩说：“樟树陆军营制甚懈，军气已老，恐不足恃。”曾国藩闻之“怫然”，使赵“未便深说”，且自尊心受到损伤，深感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，决心离去。恰在这时接到家信，言母有病，赵即向曾国藩“乞归”。曾也未甚挽留。显然，曾对赵虽颇欣赏，亦未尝不以狂放书生视之。五天之后，正当赵烈文将行未行之际，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败溃的消息，殆赵向曾辞行，曾国藩定要赵烈文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，赵不愿再说，只以不幸而言中逊辞搪塞。
周凤山原是绿营的千总，咸丰三年(1853)曾国藩奏调，加入湘军，是湘军陆兵的主要营官之一，在护卫水师、配合作战上立过功。五年十二月初四日，周凤山会合水师，攻克被太平军占领的樟树镇。十九日，曾国藩刚将这一“喜报”以奏疏的形式呈送清廷，不料正月初二，太平军又发起进攻，樟树镇得而复失，湘军陆营败溃，营官岳炳荣逃走丰城。赵烈文是对湘军的弊端发现较早的一位。曾国藩精心操练，亲定营规，倾注了满腔心血，以为湘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，打了胜仗，颇为自得。而赵烈文的话虽是直言，但当局者迷，也有损曾国藩的形象和信心。所以曾国藩面露难色，大不高兴。可是，曾国藩又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的人。在事实面前，他勇于承认错误，并立即改变了对赵的看法，但赵去意已坚。尤其是南昌此时已危如累卵，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，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。曾国藩被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，文报不通，联系中断，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腊丸，化装潜行。即使如此，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，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。后来王门?运在写《湘军志》时，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，朦胧之中似乎看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相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夜览涤公奏，其在江西时实悲苦，令人泣下。”曾国藩亦描写当时的情形说：“方其战争之际，炮震肉飞，血瀑石壁，士饥将困，窘若拘囚，群疑众侮，积泪涨江，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，何其苦也。”又说：“余昔久困彭蠡之内，盖几几不能自克。”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。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，遂于正月离营。曾国藩只好嘱其家中无事，望早来相会。
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，一旦认准，就不为浮言所动，创水师、扎祁门、围安庆都是如此。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。有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，当然不能朝令夕改，而要坚持实施；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，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。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，一个人的识见也受个人经历、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。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，这是用人上的问题，也反映一个人心胸局量之大小。
曾国藩兄弟攻克金陵后，朝野官绅奔走相告，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，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更不计其数。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，无非说一些“英谋远略、勘定大乱”之类的话。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。可是，有一篇洋洋三千言、文采恣肆、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。上书人开头也讲了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，号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，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，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，文字简练而有力，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。
重要的是后面：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，手挽四省兵符，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“曾家人”，这是千载一遇的事。曾国藩看到这一段，头发都竖起来，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!是在给自己敲警钟。
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、汗浸脊背：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，而且治河、漕运、盐法、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。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、有威望又知大体、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。现在江南哀鸿遍野，草莽尚未消弭，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，群相逼伺，狡犷不可测度，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，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真为你担忧啊!
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，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、布满陷阱。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。其实，曾国藩知道，这是一种激将法：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，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。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，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：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，在今日则养先于教，世乱才胜法，若由乱而治，则当以才用法，而不为法所缚，至于内治既修，外侮自戢，道在蓄威养望，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，久之必喙论不遑。
曾国藩读着读着，为上书人所叹服。
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，同样，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。再者，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。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。待看落款：平江李观察次青，果真是李元度!
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，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，到江宁作彻夜谈。
 
【自检】
你是如何对待反对者的声音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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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承事业，瞩意光大门庭
 
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接班人培养的成功。这一方面保证了后来人不会掘自己的“坟墓”；另一方面也使政策有了一定的连续性。
曾国藩卒于周甲之年后的第一百天。然而，曾国藩的影响远没有结束。主宰晚清大政的李鸿章“薪尽火传”，内政外交，一脉相承，清末学者夏震武说：“合肥(李鸿章)、南皮(张之洞)一生所为，其规模皆不出湘乡(曾国藩)，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、学术也。”曾国藩确有识人之明，他一见李鸿章，就以“国器”相许。其后载培、磨砺，使李鸿章大受教益。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前，门庭狭小，加之俩人在李元度问题上产生分歧，所以李鸿章离开祁门曾国藩的幕府。
李鸿章离开祁门，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。途中走访了胡林翼，并告知离开曾幕的缘由。胡林翼素知李鸿章有才略，就说：“君一定会发达，但希望不要离开涤生(曾国藩)，若没有涤生，君何以进身?”李鸿章听后，不以为然，愤愤地说：“我初以为你是豪杰之士，不需要别人而可以发展，今天才知我看错人了。”言毕，拂袖而去。归到下榻之地，整装将行。胡林翼派人挽留，李鸿章脾气又来了，仍执意要走。后经胡林翼强留，李鸿章才放下了行装。随后，两人又每日饮酒畅谈，只是不提离开曾之事。尽欢多日，李鸿章方才离去。送别李鸿章后，胡林翼即写信劝说曾国藩：“李某终将发达，不若引之前进，犹足以张吾军。”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，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，便于咸丰十一年(1861)二、三月间写信给李鸿章，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，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。李鸿章也未间断与曾国藩的联系，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“及早移军”，“先清江西内地”。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，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：李鸿章之议“颇识时务”，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“亦握形势”，“然丈未必采纳。能于湖口、东流驻使节，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，乃合使节之体裁，且功效必大。”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，不顾战略全局。曾国藩随即移节东流。
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，曾给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，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。沈葆桢回信劝阻：“闽事糜烂，君至徒自枉才耳!”另一位丁未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，“力言此时崛起草芭，必有因依，试念今日之天下，舍曾公谁可因依者，即有拂意，终须赖以立功名，仍劝令投曾公。”李鸿章“读之怦然有动于心”。咸丰十一年(1861)五月十八日，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，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：
阁下久不来营，颇不可解。以公事论，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，岂能无故弃去，起灭不测。以私情论，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。今春祁门危险，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。夏间东流稍安，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。鄙人遍身热毒，内外交病，诸事废阁，不奏事者五十日矣。如无醴酒之嫌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。
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，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。李鸿章环顾左右，也确信当今可资“因依”而“赖以立功名”者只有曾国藩，因此捐弃前嫌，于六月六日赶至东流，重新投身曾幕。
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，曾国藩对其“礼貌有加于前，军国要务，皆与筹商。”吴汝纶撰《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》中说：“曾国藩前后幕僚，多知名之士，其能争议是非者，李鸿章一人而已。”虽不全是事实，但李“认真”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。
李鸿章进曾国藩幕府等于进一个高级研究班。在军事上，他得以独当一面地招练骑兵、组建淮扬水师，复习他以前自学的步兵战术，故出幕时三大主要兵种的大部队指挥已相当娴熟。
同治元年(1862)上海官员惊奇地发现，李鸿章亲自动手绘图描型，改建了上海水师战船、战艇式样，十分在行。以前，李鸿章能浪战而不耐战，不善防守；在曾国藩身边，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“站墙子”防御之术，学到了保饷道、粮道而无后顾之忧的坚守之法。李鸿章曾说：“我以为湘军有异术，今天晓得，不是别的，只不过听到长毛来站在墙子前罢了。”正是这站在坚厚墙壁前的防守战术，使当年淮军在关键的虹桥之战、北新泾之战中未被太平军击。
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，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。从李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的影子：曾早就使用洋炮，李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；曾上马杀敌，下马讲学，幕府中供养“三圣七贤”十位名儒，李来沪后也效其技，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；曾处理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，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，李更青出于蓝，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。李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“积年训植”，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之恩：“我跟从的师辈多了，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。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。”李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“果毅坚贞，克绍曾门衣钵”；他自己则说：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，但“鸿章笃守”。无疑，李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对自己最有利；而曾国藩授心传于李，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。
曾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，且握有苏、浙、皖、赣四省军政大权。不过谁都知道，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，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，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。因此，曾亟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，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，殃及自家。曾国藩曾有一座右铭，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：“禹墨为体，庄老为用。”即吃苦实干，又无欲无为。表面上看它很消极，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。曾有过写一本《挺经》的想法，书虽未出，李已深谙内中之味。李曾对知己者说过：“我老师的秘传心法，有十八条挺经，这真是精通造化、守身用世的宝诀。”在湘军攻陷天京后，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，李暗中支持老师，并用“墨守挺经”四字相勉。它表明《挺经》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，又表明李未辜负师门厚望，大纲一致。
待曾国藩通过各种方法，将李鸿章磨砺成大才之后，又将自己的底牌交出，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。李果真不负师门重托，很快成为上海滩的最大赢家。李一生的基础也在此间夯实。曾国藩在政治上的老成，在于他承认现实，即不促使矛盾激化，使之尽可能符合自己的预期目标。曾对李与淮军的期望是：(1)打“长毛”，(2)隐然“制夷”，(3)共同对付朝廷和权贵派的压力，(4)平定捻军。这四点都没落空。其中的第一点自不用说，第二、第四点也在以后得以实现，至于减轻来自朝廷和权贵派的压力，曾、李态度相当一致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，双方不计前嫌，相互扶助，力求共保本集团的利益。为达到其目的，李对权贵派大肆进行攻击，挖苦奕訢“佩服洋兵，畏慑番势，而洋人仍多方欺侮、恐吓”；挖苦都兴阿“胆小张皇”；挖苦总理衙门无能，“趋于柔和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”，这重臣除了指曾外，也包含李本人。曾则对李的洋务长进大加赏识，称誉李比总理衙门高明，“委曲周详，无微不至”，甚至表示要以李的准绳为准绳。更重要的是，曾预感到与上海势力结合后的李与淮军将比湘军强大，而湘军将难容于朝廷，功高盖主后解甲归田是不可避免的。因而，李与淮军无形中会对自己有保护作用，会对朝廷的处置功臣起到牵制作用。所以，当天京被湘军攻陷，湘军随即大量遣散时，曾便密函“谆嘱”李切切不可撤淮军。
不错，当曾国藩决定让李鸿章组建淮军之初，就对李寄予厚望，称淮军“正可以济湘军之穷，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!”以后曾国藩又三番五次强调这一点。当李鸿章复信致谢、倚师门为砥柱后，曾国藩立即复信一封，再申前意：“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，仆实视淮军、阁下为转移：淮军利，阁下安，仆则砥柱也；淮军钝，阁下危，则仆累卵也。”这确是实情。读曾国藩给其弟曾国荃的家书里，所谓“淮、湘两军，曾、李两家，必须联为一气，然后贼匪可渐平，外侮不能侵”的话，当日倚淮军以自重的情况，殆可概见。
 
【自检】
你如何理解曾国藩对幕僚的教育与影响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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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心得体会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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